美學心得（第二百五十六集）
羅國正
（2024年1月）
3091、近代政治家洪仁軒，廣東花縣人，是洪秀全族弟，少習經(jīng)史，屢試不第，為鄉(xiāng)村私塾教師，皈依洪秀全創(chuàng)立的拜上帝會。曾兩次率眾赴廣西參加起義，受阻而回，又在廣東策劃起義，遭失敗，被迫出走香港、上海。在此期間，他更注重學習了西方的政治、科學等文化知識。在洪秀全攻占南京定為天京后，他離開香港赴天京，不久就被洪秀全封為“文衡總裁”和“精忠軍師頂天扶綱干王”，總理朝政。他與陳王成、蒙得恩等制定政治、文化等政策。后來天京陷落，逃往江西后被俘，同治三年十月就義于南昌。他主要的美學觀點如下：
1、反對文人“不務實學，專事俘文”，“文士短簡長編，無非空言假話，下僚之稟帖面陳，俱是饞諂贊譽”。
2、主張“凡于往來言語文法，可稱‘照會’、‘交好’、‘通知’、‘親愛’等意，其馀‘萬方來朝’、‘四夷賓服’及‘夷’、‘狄’、‘戎’、‘蠻’、‘鬼子’一切輕污之字，皆不必說也。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，不是經(jīng)綸實際。”
3、“一字一句之末，要必絕乎邪說謠詞，而確切于天教真理，以闡發(fā)乎新天新地之大觀。”
4、提倡“文以紀實”、“言貴從心”，“浮文所在必刪”，“巧言由來當禁”。
5、做到“立心”不同古人，以“天情”為標準進行取舍。
6、不要只重“多采佳句”，“仰觀俯察之間，定有活潑天機來往胸中，非古篋中所有者”。
洪仁軒的美學思想是反對封建文人華而不實的同時，又反對清朝在國際交往中的詞匯，這都反映出他具有務實、平等的思想，他以此思想為指導，來更好地為太平天國的政治服務，是農(nóng)民政權觀念向新時代發(fā)展的一種體現(xiàn)，但他將政務行文與文學創(chuàng)作混淆在一起，具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缺乏對文學審美理解。
3092、清代畫家秦祖永，江蘇無錫人，官至廣東碧甲場鹽大使。他工詩古文辭，善畫山水。他的繪畫美學強調(diào)“自然”，“畫境當如春云浮空，流水行地，皆出自然，乃為真筆墨，方能為山水傳神”。他認為“畫中靜氣最難”，“骨法顯露則不靜，筆意躁動則不靜，全要脫盡縱橫習氣，無半點暄熱態(tài)，自有一種融和閑逸之趣，浮動丘壑間，正非可以躁心從事也。”他把畫中的“靜”看作“理與氣會”，“理與情謀”，“理與事符”，“理與性現(xiàn)”的體現(xiàn)，這樣才能“摒落筌蹄，都成妙境”。認為崇尚“蒼老”，不能表現(xiàn)自然之趣，畫家應“以渾融真逸之氣化之”，才能“骨格內(nèi)含，神采外溢”的真正“蒼老”藝術境界。學古人應“只要隨人取法，以廣我?guī)熧Y，自然無美不臻。”臨摹不如鑒賞，“臨畫往往拘局形跡，不能灑脫。看畫凡愜心之處，熟于胸中，自能運于腕下，久之自與古人吻合矣。”
秦祖永的繪畫觀點雖然講出了一些見解值得大家參考，但基本上是傾向于偏執(zhí)一面，而忽視了另一面的作用。他過分強調(diào)靜的美感，否定了動態(tài)的美感，這本身就與他所強調(diào)的繪畫須“自然”相矛盾。事實上，自然中的河流瀑布、飛禽走獸，風吹草動，或人類的大量活動，如舞蹈騎射等等，很多畫家都能成功地表現(xiàn)出其美，并非常感動欣賞者。人的審美過程，既有靜觀的美感，也有隨著藝術作品的波動，引起感情的波瀾起伏。又如他主張對優(yōu)秀的作品，臨摹不如鑒賞。我以為這是因人而異，有的人重臨摹較適宜，有的人重鑒賞較適宜，加上一個畫家處在不同的發(fā)展階段，會有不同的側(cè)重。
對古典主義藝術品的審美評價，古人較常用的是道家理念，如陰陽、太極、虛實、動靜、美丑、高低、開合、形與神、核心與邊緣、平衡與傾側(cè)等等。兼用儒、佛理念。到現(xiàn)代人，就存在了很多理念，如實用主義、存在主義、后現(xiàn)代主義、感悟主義等。不管理念有多少，具體人，在一定的發(fā)展階段，對具體藝術的審美判斷，肯定要以一種理念為主，否則，就出現(xiàn)邏輯混亂。
3093、清代畫家戴以恒，錢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，善山水和篆刻，跟他學習的人很多，遠至日本、朝鮮都有拜他為師的學生。他的美學思想主要如下：
1、強調(diào)以自然為師，“學畫不必拜名師”。
2、“惟我教人最愚直”，“總講會畫求著實，那能下筆便超逸？”
3、“作畫切忌用稿本，須使野戰(zhàn)漸漸穩(wěn)”。
4、“求其在己不假人，各件漸漸練來純。自然樣樣多學成，對客揮毫不用心，斯稱薄技神乎神。”
戴以恒主張在“野戰(zhàn)”中以自然為師，多寫生實踐，反對依畫訣、稿本和所謂名師的高談闊論來創(chuàng)作，強調(diào)親身的創(chuàng)作體驗，認為這過程同時又是造就藝術家的人格最好的道路。用當今的話來說，他強調(diào)“實踐出真知”，通過大量的善于實踐方能鍛煉出人才，但也過于偏執(zhí)于“野戰(zhàn)”，忽視了理論對實踐的指導。
3094、清代文學家譚獻是浙江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舉人。授秀水縣教諭，先后歷任多個縣的知縣。他以詞名世。晚年主湖北經(jīng)心書院。他主要的美學觀點如下：
1、“詞不必無頌，而大旨近雅”。“其感人也尤捷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風之使來。”
2、詞非“雕琢曼辭”，“蕩而不及”。
3、“以有寄托人，以無寄托出，千古辭章之能事盡，豈獨填詞為然”。
4、“作者之用心求必然，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。
5、“杭州填詞，為姜、張所縛”。
6、“南宋詞敝，瑣屑饾仃，朱、厲二家，學之者流為寒乞”。
7、“予固心知周氏之意，而持論小異，大抵周氏所謂變，亦予所謂正也，而折衷柔厚則同。”
8、他認為常州派之說“流為學究”。
譚獻的美學思想，主要是繼承和發(fā)展常州詞派中張惠言、周濟的觀點，他明確審美主客體的不同與矛盾。對浙、常兩派的優(yōu)點和缺點有較為清醒的認識。他特別不滿郭麐薄和滑的詞風。他豐富了形象及審美接受的中國美學。
3095、王韜是近代政論家，江蘇長洲（今江蘇吳縣市）人，出生于1828年，1849年在上海英國教會辦的墨海書館工作，參加編輯上海第一個中文刊物《六合叢談》。因上書太平天國后被清政府通緝，他逃往香港，曾擔任《華字日報》主筆，游歷英國及歐洲多地，后來又到日本，1874年與黃平甫創(chuàng)辦《循環(huán)日報》，1884年返上海定居，開設弢園書局，主持格致書院。逝世于1897年，他一生有很多著述，其中以散文、小說為主，主張翻譯西方著作。他的思想里主要美學觀點如下：
1、他認為對西方的東西，要“悉其性情，明其技巧”。
2、“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，自抒胸臆，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，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，斯即佳文，至其工拙，抑末也。”
3、“自有所為我詩者，足以寫懷抱，言經(jīng)歷，平生須眉，顯顯如在，同此風云月露，草木山川，而有一己之神明入乎其中，則自異矣。”
4、他將文學視作“醇酒婦人”。
5、“與其高談聳聽，毋寧降格求真”。
6、“花天酒地，亦為閱歷之場；紅袖青衫，同是飄零之客”。
王韜屬于中國社會從近代走向現(xiàn)代的過渡時期人物之一。比較集中反映在西學東漸，人們從傳統(tǒng)的封建觀念中，逐步向現(xiàn)代觀念轉(zhuǎn)變的過渡環(huán)節(jié)上。他一生主要是和大量的文字、文化打交道，同時又喜歡寫作，在日本時也與當?shù)刈骷以娋瞥�，加上他還周游多國，可謂見多識廣。他從多角度寫文闡述資產(chǎn)階級改革的思想。他的美學觀點是強調(diào)自我表現(xiàn)的感受，重視審美創(chuàng)作中傳達出感情色彩，注重紀述興衰感和抒寫身世之悲涼，常把文學比作“醇酒婦人”，他認為以此可以用來醒世，強化眾人的個性解放意識。他的思想明顯地具有積極與消沉、精與粗相交雜的特點。
3096、清代文學家李慈銘，是會稽（今浙江紹興）人，光緒進士，自幼聰穎、博覽群書，有“越中俊才”之稱，官至山西道監(jiān)察御史。不避權要。他在戲曲和音樂方面的主要美學觀點如下：
1、他認為戲曲和音樂的感染力量在于“情”和“事”，藝術創(chuàng)作是為了關心社會，它與史實記述相得益彰。
2、他贊揚阮大鋮的《燕子箋》“情事宛轉(zhuǎn)，辭旨清妙，殊似讀人吐屬”。“鄭聲艷曲，入人之深，固如是也”。
3、洪昇的《長生殿》“爨演科白，俱元曲當家，詞亦曲折盡情，首尾完整，點染不俗”，“與《桃花扇》足以并立”。“其風旨有關治亂，足與史事相裨，非小技也。”
他著有《湖塘林館駢體文鈔》、《白華絳柎閣詩初集》、《越縵堂日記》，對后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資料，尤其是他對戲曲、音樂以及對其中人物形象的評述，讓讀者有一定啟發(fā)作用。但他對藝術創(chuàng)作的作用，理解得太偏窄。
3097、人生有愛、有美感、有創(chuàng)造、有奉獻，就顯得特別有意思、有意義。尤其是在身心很健康的情況下，這種感覺特別強烈。
3098、善于學習、工作、生活的人，生命是可以成為充滿動態(tài)美感的過程，猶如優(yōu)美的舞蹈、飄動的彩云。不但自己享受著美感，也能讓他人分享到美好。
3099、樹木夠大、夠老的年輪，才豐富多彩，顯得特別美。
3100、王闿運是清末樸學家、史學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等，出生于1832年，是湖南湘潭人，咸豐二年舉人，曾當曾國藩、丁寶楨軍幕。光緒十六年后，歷任成都尊經(jīng)書院山長、衡州船山書院山長、兩湖書院院長和南昌高等講堂主講。光緒三十二年，湖南巡撫奏其學行，特授翰林院檢討，加侍講銜。1912年，任國史館長，兼任參議院參政。不久便歸隱長沙。他精于經(jīng)學、詩文，是晚清時的湘湖派首領。學生有三千多人，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弟子，如楊度、齊白石等。一生著述甚豐，享年84歲。他的美學觀點主要如下：
1、“觀前代之史，無賢不肖，未嘗不恨和夷之非策，稱臣納地之無恥也。”
2、他批判“以佛誣孔”，認為宋明以來的道學致使“儒生與僧道同”，感嘆“道術絕矣”！
3、他在儒家詩教基礎上，發(fā)展“貴情論”，再走向“擬古論”。認為中國詩史分兩大階段，漢以前為古，漢以后為今。
4、“今之詩以養(yǎng)性情”，“以托興為本，乃為己作”，當世詩作，以情為貴。
5、“《詩》者，文生情；人之為詩，情生文。文情者，治情也。”他以貴情的人性論，反對宋明道學。
6、“宋人以性善情惡，彼不知善惡皆是情，道亦是情，血氣乃是性，食色是情。”
7、他將審美情感分為“寬和”與“清勁”。
8、他認為漢代詩已有“家數(shù)”，后來的僅能摹仿而已。“古人之詩，盡美盡善矣，曲刑不遠，又何加焉！”
9、“盡法古人之美，一一而放之，熔鑄而出之。”
10、“詩則有家數(shù)，易模擬，其難亦在于變化，于全篇模擬中，能自運一兩句，久之可一兩聯(lián)，久之可一兩行，則自成家數(shù)矣。”
11、他認為“桐城派”古文不古，根在繼承韓愈的觀點。他否定魏晉唐宋的散文成就，主張“文有時代，而無家數(shù)”。
12、他主張文體形式“分單復二派”，“復者，文之正宗；單者，文之別派”。“單者，頓挫以取回轉(zhuǎn)；復者，疏宕以行氣勢；貌神相變，即所謂物雜故文也。”
13、主張對散文的古語進行規(guī)范，以使語言有節(jié)奏、氣勢美。否定唐宋的散文改革。
王闿運精于經(jīng)學，在詩文上他效法漢魏六朝，他站在今文經(jīng)學的立場上，批判宋明以來的道學，在儒家詩學的基礎之上發(fā)展“貴情論”，再走向“擬古論”。他將中國詩分為漢以前為古和漢以后為今兩個階段。他認為古詩是正得失，今詩以養(yǎng)性情。主張當世詩歌應以情為貴。他用貴情的人性論來反對宋明道學。他將審美情感分為“寬和”與“清勁”兩大流派。認為漢代詩歌已有“家數(shù)”，后來的詩歌審美情感僅能摹仿。他以古為美，否定審美個性。他批評桐城派古文不古，其根源在韓愈。他徹底否定魏晉唐宋以來的散文成就，認為唐宋的散文改革是錯誤的。他主張文有時代而無家數(shù)，強調(diào)文體形式分單和復（以上第12條有解釋）。他高舉復古的旗幟，然后主張對散文語言須規(guī)范。我認為他一些觀點是正確的，也有不少觀點過于牽強偏激，缺乏邏輯性。例如，他反對審美個性，同時又主張詩貴情，這是相矛盾的兩個觀點，因為具體人所抒發(fā)的詩情，肯定是具體個體在特定的情景里具有主體個性的情感抒發(fā)，細究因由，都是具有唯一的、不可替代性。他對晉唐宋以來的散文成就的否定，明顯過于偏激，等等。盡管如此，他是有獨立思考、見解的人，這本身就具有個性，在文化藝術上，他的觀點從中國文學的發(fā)展和語言美學的角度去看，具有一定的研究、參考價值。
羅國正 寫于2024年1月•廣州
（待續(xù)）
（本期責任編輯：詹鄧 嚴建中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