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批從母親那里感染的艾滋病孤兒，大學畢業(yè)后比普通人更難

大學畢業(yè)半年后，書琴回到了紅絲帶學校。

學計算機的書琴，畢業(yè)后先是在一家公司做數據標注。工作強度相當大，她覺得身體有些吃不消。一次和郭小平說起，郭小平說，那你回來吧。

書琴在紅絲帶長大，從7歲到這里，每天都被老師監(jiān)督著吃藥：排隊到藥房領藥，吃完還要張嘴讓老師看看，以防有人把藥藏著不吞下。現在，書琴成了監(jiān)督者。遇到有孩子嫌苦不愿吃藥時，書琴就警告他們：不好好吃藥，體內的病毒載量就會升高，會發(fā)燒感冒。這是一批批孩子在紅絲帶學到的第一件、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
回來，意味著熟悉、安全，也意味著某種收縮，將生活半徑斂到最舒適的區(qū)域。對受限于種種有形無形桎梏的艾滋病孤兒，有這樣一條退路是幸運的。

紅絲帶學校的工作人員李鳳記得，孩子們小時候都問過她，自己長大后能不能結婚生子。她很坦誠地回答，可以，只要做好醫(yī)學措施。目前，大部分孩子還是單身，他們多半和關系親近的紅絲帶同學相約在同一個城市生活，合租房子。李鳳更強烈地感受到，這些孤兒，一直在期待一個屬于自己的家庭。

“抱團取暖”，李鳳理解孩子們。早在2005年，紅絲帶學校還是前身“愛心小課堂”時，李鳳就到了這里。她是陪著這些孩子長大的，和郭小平一樣，李鳳也鼓勵孩子們出去后和身邊的同學、同事交朋友，但情形并不算樂觀。他們最親密的人際關系仍然在紅絲帶的圈子里。

郭小平覺得，抱團是無奈之舉，也是不幸中的幸事。“雖說別給他們貼標簽，但他們懂事后，已經在心里把標簽給自己貼上了。”這位從業(yè)多年的傳染病醫(yī)生深諳患者心理和外界環(huán)境，相比那些鼓勵艾滋病患者可以完全像普通人一樣生活的理念，郭小平更冷靜，也更務實。“這是回避不了的。（孩子們）必須在認清自己有這個病的背景下，再去滿足其它。”

從孩子們進入紅絲帶起，學校就反復向他們強調一件事：不能傳染給別人。郭小平說，你們依靠社會的幫助才能生存下來，接受教育，不能給社會帶去傷害，“讓艾滋病到我為止。”他們外出上大學前，學校又特意多加了一條叮囑：如果和非感染者談了戀愛，在和戀人發(fā)生親密關系前，一定要把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情況告訴對方。

事實上，只要患者規(guī)范用藥，將病毒載量控制在連續(xù)6個月以上檢測不到的水平，即使發(fā)生性行為也大概率不會傳播艾滋病。但為以防萬一，紅絲帶一直這樣要求孩子們。而結果通常是傷害性的。一個男孩在約會時向戀人坦白，女孩聽完，立刻起身離開，甚至不肯吃完那頓飯。

“只能安慰孩子，說慢慢來。不能譴責別人。”去年春節(jié)，有十來個孩子回紅絲帶過年，聊天時有人說起被拒絕的經歷。除了開解孩子，郭小平沒有更多辦法。“別人有很多選擇，不必冒這風險。”

書琴有個談了好幾年的男朋友，是紅絲帶的同學。男孩現在在北京工作，兩人維持著異地戀情。書琴不愿談及戀愛細節(jié)，只說同學們基本都想找同是感染者的伴侶，“和非感染者在一起，結婚什么的會有很多麻煩。”

但找一個同是感染者的伴侶也不容易。紅絲帶的同學人數有限，不可能都“內部消化”。社會上的感染者又對自己的情況諱莫如深，孩子們很難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同類。

婚戀的渴求下，壓抑多年的委屈、不甘也冒出頭來。有孩子流露過，病不是自己得的，是生下來就有，原本以自己的條件能找個更理想的，可現在不能。

2017年，這批孩子離開紅絲帶去上大學前，郭小平對他們說了兩句話。一是要面對社會。關于這一點，郭小平對孩子們的要求是“量力而行”。眼下，孩子們都在各自盡力。他們遭遇了不幸，卻并沒有以不幸為要挾，向外界索取超出自身努力的償付。二是我給你們守著這個地方，這里就是你們的家。孩子們知道，雖然自己沒有父母，但并非沒有后方。他們在往前走的時候，心里多了一分踏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