哥哥8歲，妹妹2歲，家里除了他們，還有父母和外婆。
節(jié)前，一家人五口回武漢探親，然后再返杭州濱江的家中。隨后，父母和外婆先后被確診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，到定點醫(yī)院接受隔離治療，剩下兄妹倆，也需要接受醫(yī)學觀察。
哥哥和妹妹不得不和家中大人暫時分別，這一別，至今未見面。
兩個娃娃誰來照顧？
一下子來七個臨時媽媽，他們和孩子們組成一個臨時的家，這個家被稱之為“愛心天使驛站”。
2月12日，是兩個孩子結束醫(yī)學觀察的日子。
我們再次回訪了這個臨時家庭。
睡夢中孩子呢喃，聽到“阿姨在”又沉沉睡去
2月11日晚上10點，是兄妹倆結束醫(yī)學觀察的時間。
2歲的小寶在睡夢中輕輕呢喃一聲：“阿姨。”
“恩。阿姨在。”
好似收到回應就是安心，小寶又沉沉睡去。
這些穿著厚厚防護服、戴著護目鏡和口罩的“媽媽們”，兄妹倆其實根本不知道她們長什么樣，只能從聲音里辨認。
但是孩子們知道，是這些臨時媽媽，陪他們走過了一段特殊的時光。
“對我們而言，這也是一段特殊的經歷。”臨時媽媽組的組長程紅梅說。
2月10日凌晨1點到早上7點，是程紅梅陪伴大小寶的最后一個班。
她沒有和孩子們說任何道別的話，和往常一樣陪著他們玩。“不想和他們說太多影響情緒的話，也不想讓他們知道太多外面發(fā)生的事情。在這個階段，他們開開心心最重要。”
40歲的程紅梅是長河街道社區(qū)衛(wèi)生服務中心門急診護士長，這次主動請纓來照顧兩個娃娃。讀初一的兒子丟給了丈夫了。“這幾天天天上網課，家長要陪著，只能辛苦先生了。”
分別和不舍，兩個孩子都懂
對家人的想念是真實的，對工作的義無反顧也一樣真實。2003年SARS爆發(fā)時，在武警醫(yī)院做護士的程紅梅也奮戰(zhàn)在抗擊非典一線，作為發(fā)熱門診工作人員直接面對從蕭山機場下來的每一位發(fā)熱病人。她說，她有經驗，這次又來了。
她說，這次陪伴她有意外收獲：“我生的是兒子，這次終于彌補了沒有女兒的缺憾。”她笑著說。
相比8歲哥哥的獨立，2歲的妹妹畢竟年紀小，特別會撒嬌。
“阿姨你去哪里？你過來陪陪我嘛。”
“阿姨，你抱抱我嘛。”
“這個小女孩，真的是萌化了。”程紅梅說，14天里，兄妹倆和父母通過一次視頻電話，很短暫，怕影響孩子情緒。
小寶那天哭得很兇，想要媽媽。
“可是怎么辦呢？媽媽現(xiàn)在生病了，在醫(yī)院里打針。等她好了就來接你了。”臨時媽媽們這樣哄小寶。
小寶好像接受了這個現(xiàn)實，鬧了一陣就不哭了。
要分別，總歸是不舍。程紅梅說，孩子們其實都懂。
前幾天有采樣的工作人員來給兄妹倆檢查，也是穿著厚厚的防護服，但小寶能從聲音中分辨出不同，她告訴程紅梅：“來了新阿姨。”
已經把小寶當女兒的程紅梅說，小寶可能不記得她這個“媽媽”，但是不要緊，她更希望兩歲的小寶記憶中沒有這場疫情，沒有這段離開父母的經歷。
2月12日，第一批的四名臨時媽媽接到通知，她們需要留在原地休整幾天，之后將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。
脫下防護服和口罩的她們，純素顏但是真的美
“我們幾個人就想著回去上班，看著同事群里大家都很忙碌，有很多工作安排，我們也覺得應該盡快參與其中。”程紅梅說。
但是在此之前，她想回家給兒子和先生做一頓豐盛的飯，一定要有紅燒肉。“平時
都是我做飯，父子倆已經吃了好幾頓的泡面和自嗨鍋了，我兒子肯定想念我做的紅燒肉了。”
等到疫情過去，她想著一家三口能一起出門。“大年三十我們一家三口在一起后，就一直分開著。想和他們一起出去，遠的近的都不要緊，就算一起逛次超市都是好的。”
45歲的傅靜倒是很平靜，兒子已經讀大學了，父子倆把自己也照顧得挺好。“因為這邊倒班，睡覺時間不一定，我還是想好好倒倒時差，回去就能立刻投入到工作中。”她說，江西老家的父母已經八九十歲了，每年只有過春節(jié)才回一次老家看他們。“我媽總是會問我，土貨都準備好了，什么時候來拿呀。等疫情過去，我想去看看他們。”
兩個年輕的“媽媽”更灑脫點。
25歲的柴聰聰本來計劃過完年，利用調休時間和家里人一起去馬來西亞旅游的，現(xiàn)在只能想想了。“這些天雖然天天和家里人視頻，但是已經半個月沒有坐在一起吃個團圓飯了，爸爸的油爆蝦，媽媽獨家秘制的粥，都是我想念的味道。”
24歲的黃綠寶有些羞答答。“在這兒一直素顏，都沒法兒見人了。”她說，她想化妝，想脫下護士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想曬曬太陽發(fā)發(fā)呆，想多花點時間陪陪家里人。
臨時媽媽們受表彰
臨時媽媽們，總說這些是她們的本職工作，可是本職的背后往往有更多的勇氣和付出。
2月11日下午，濱江區(qū)為“愛心天使團”的媽媽們爭取和評定相關榮譽和獎勵。
志愿者尤麗，被杭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授予“杭州市見義勇為積極分子”稱號。
程紅梅等6位醫(yī)務工作者，由區(qū)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、區(qū)社會發(fā)展局給予嘉獎獎勵。
來源：錢江晚報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