開票倒計時3天 | 張愛玲x許鞍華x王安憶x焦媛，這部《金鎖

有這樣一部話�。�原著、導演、編劇、主演皆是驚才絕艷的女性藝術家，她們在舞臺藝術上碰撞出的火花曾驚艷過所有觀眾，讓人念念不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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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藝術家們，總能洞察世間一切美的、丑的、無可奈何的、可憐可憎的事物。所有這些，無論深淺，都能在小說的字里行間、劇本的對話獨白，在演員的悲泣狂吼中，甚至觀眾的屏氣凝神中炸裂開來。

The Golden

Cangue

張愛玲

黃金枷下

曾透過一縷光

提到以“女人的一生”為藍本的藝術創(chuàng)作，早在80年前的上海，年僅23歲的張愛玲曾用她手術刀一般的筆鋒，以冷眼旁觀的姿態(tài)抒寫過一個“瘋”女人、“惡”母親—曹七巧的人生悲劇，在近現(xiàn)代的中國小說歷史上留下驚鴻一瞥。

直到現(xiàn)在，張愛玲精確、冰冷的文字仍閃著寒光，照射著人性的隱秘。她塑造的舊時代中國女性的悲劇故事，對現(xiàn)世的社會，仍然有著穿透時光的力量。

《金鎖記》小說的末尾張愛玲曾這樣為七巧刻下“墓志銘”：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。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，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。每一個字都仿佛有千斤沉萬兩重，將讀者的心也拖入無底的深淵。

雖然張愛玲筆不留情，對曹七巧進行了辛辣的批判，但對于她那“無法抵擋誘惑，清醒著走向自我毀滅”的一生又處處悲憫，文末推鐲子這一幕，透露著筆者寬恕和同情。

“她摸索著腕上的翠玉鐲子，徐徐將那鐲子順著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，一直推到腋下。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輕的時候有過滾圓的胳膊。就連出了嫁之后幾年，鐲子里也只塞得進一條洋縐手帕。”

《金鎖記》

舞臺劇

三個女人與張愛玲的隔空對話

誰曾想到，初出茅廬的張愛玲筆鋒便如此老練，有關這部作品的討論幾乎貫穿了整個現(xiàn)當代文學的發(fā)展史；而誰又能想到，在幾十年后，《金鎖記》被王安憶覆上了歲月磨礪后的細膩、透過許鞍華香港味道的舞臺表達、又從焦媛火一般炙熱的聲臺行表間煥發(fā)出新的光彩！

The Golden Cangue

2009年由王安憶編劇，許鞍華導演，焦媛主演的《金鎖記》舞臺劇在香港上演，該劇問世后一度創(chuàng)下香港舞臺劇演出場次紀錄，之后更是幾度受邀在各地進行巡演，蜚聲全國。

The Golden

Cangue

王安憶

包裹上

時間的溫度

作家王安憶曾在接受采訪時坦言：“我一定寫不出這樣的曹七巧，只有張愛玲敢寫得那么狠。”

《金鎖記》是王安憶編劇的處女作。曾在《長恨歌》中成功塑造“上海小姐”王琦瑤的王安憶，在做《金鎖記》編劇時卻陷入了苦惱。在她看來，“怨婦的形象總是相似的，除了曹七巧。”“有人問我，為什么要選擇《金鎖記》，它有什么現(xiàn)實意義？”對此，王安憶說自己并不是為了觀照現(xiàn)實而選擇改編這部作品的，在創(chuàng)作過程中一直在想象曹七巧的處境。“生活在一個沒有光明的世界里的女人，是不是感到萬分絕望？一個已經(jīng)沒有希望的人，怎么能用希望來勾引她？《金鎖記》很殘忍。”

曹七巧墜入命運的深淵，使得《金鎖記》這出悲劇讓很多人感到灰暗與絕望。王安憶終究要比張愛玲“溫情”，她把握住了原作中七巧從刻薄到狠毒的蛻變過程，緊抓著她的痛苦扭曲從未撒手，在技法上卻做了些溫和的處理。

她在保留原著中曹七巧一生故事主線的基礎上，對七巧的兒女長白、長安之間做出了重要取舍：將長白的戲份全部刪掉，將劇情集中于曹七巧母女身上。“舍”長白，是因為后續(xù)的故事太過陰暗，“留”長安，是因為曹七巧的復仇需要一個對象——同為女性之身的女兒，她將自己的仇恨轉嫁到女兒的身上。

結尾處，七巧緩緩走上臺階，躺在高臺上，背后升起碩大的明月，與全戲開頭的那幕旭日東升時的拜堂交相輝映，還原了曹七巧的“無奈”與“悲傷”。此時此刻之前再多的憎惡也會化作“可恨之人亦有可憐之處”的同情靜默地從臺下涌起。

許鞍華

市井化的人情味表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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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ngue

許鞍華10 歲開始讀小說，讀完了金庸古龍，就鉆進影院看胡金銓、張徹的武打片，風風火火，不像一個女孩子。這樣一個性格，卻愛上了張愛玲的小說。把張愛玲的書讀完，許鞍華意識到張愛玲的與眾不同，香港作家寫的香港讓她很陌生，反而是張愛玲筆下的香港，隔著三十多年，卻恰如她自己眼中的香港。許鞍華認為張愛玲有一種難得的平等視角，把中國人外國人用同一個觀點來寫，寫出了他們的人性。